韩国一年近2.6万起虐童案，86%施暴者竟是亲生父母。
与此同时，生育率跌破0.78，满街“无儿童区”，这个国家正在亲手把孩子从家庭和社会中“驱逐”出去。
哈喽啊大家小汉这篇观察，就带大家看清：
韩国人不愿生孩子，真的只是因为穷吗？还是整个社会早已失去了善待孩子的意愿与能力？
虐童惨案，触目惊心
近年来，韩国虐童事件的残忍程度，一次次突破公众的心理底线。
最让人无法释怀的是16个月大的正仁之死。
展开剩余93%她被养父母领养后短短8个月里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虐待，最终因内脏破裂、全身多处骨折离世。
正仁的养母张夏英，起初对外塑造着“爱心妈妈”的形象，带着正仁参加电视节目，分享领养经验。
可私下里，她将领养正仁的后悔，全部转化为暴力发泄：
不给孩子穿新衣服，只让她穿亲生女儿的旧衣服。
喂孩子吃未加热的速食，甚至直接喂辣椒酱。
经常把正仁关在漆黑的房间里，独自外出游玩。
更用手夹着孩子的脖子拖拽，故意绊倒学走路的她，还拍下视频取乐。
更令人愤慨的是，这起虐待并非毫无预兆。
幼儿园老师、邻居、儿科医生曾三次发现异常并报警。
但警方每次都轻信了张夏英的辩解，没有进行深入调查，让正仁一次次错过获救的机会。
直到2020年10月，正仁被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
医生发现她的胰脏完全破裂，腹内大量出血，肋骨等多根骨头骨折，伤痕严重到“足以写入医学教科书”。
最终没能挽回这个仅活了482天的小生命。
类似的惨案还有很多。
2023年6月曝光的“水原冰箱案”中，一名30多岁的女性杀害了自己的两名亲生婴儿。
将尸体藏在冰箱里长达三年多到四年多，被问及原因时，她只轻描淡写地说“没有特殊原因”。
在幼儿园里，虐待同样防不胜防。
大田一家幼儿园被曝教师将孩子塞进马桶，关在卫生间里长达15分钟，还在监控盲区殴打孩子。
家长发现孩子身上有不明伤痕，要求查看监控时却遭到园长拒绝，短短三周内就有9起相关控告。
首尔某幼儿园保育老师因11个月大的婴儿不睡觉，竟然用被子蒙住孩子口鼻，导致其窒息死亡。
数据更能直观反映虐童问题的严重性。
从2019年到2023年，韩国虐童举报数量从41389起增长到48522起。
虽然部分年份判定的虐童案件数有波动，但整体保持在高位。
过去五年，被判定为虐童的案件累计超过15万起。
施虐者中父母的比例从2019年的75.6%逐年上升到2023年的85.9%，成为绝对的主要群体。
更让人揪心的是，死亡儿童中，0至3岁的婴幼儿占比最高。
2023年就有18名3岁以下儿童死于虐待。
虐童根源，不止于贫穷
很多人将虐童事件归咎于经济压力。
认为韩国年轻人生活成本高、育儿负担重，才导致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
不可否认，经济压力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
韩国东国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李恩珠曾指出，虐童的父母大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赚钱养家的压力加上文化水平有限，让他们难以排解负面情绪，最终迁怒于无辜的孩子。
但深入了解后会发现，韩国虐童问题的根源远比“养不起”复杂。
长期存在的法律漏洞，为虐待行为提供了“合法”空间。
在此前的韩国《民法》中，有一条规定：
允许监护人“出自保护或教育子女的目的，在必要时采取惩戒措施”。
这条“惩戒权”条款被很多施虐父母当作借口，将严重的体罚视为正常的教育方式。
直到正仁事件后，韩国国会才通过修正案删除了这一条款。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父权制和等级观念，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内部的暴力倾向。
韩国社会等级森严，家庭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父为子纲”的观念根深蒂固。
加上“棍棒出孝子”“爱的鞭策”等传统教育理念，让体罚孩子被很多人接受。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视为虐待的身体伤害，在韩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看作是合理的教育手段。
这种观念让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毫无底线。
社会监管和举报机制的失效，让虐待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正仁事件中，三次报警都没有引发有效调查，警方以“很难找到证明资料”为由轻易结案。
领养机构在得知正仁锁骨有裂痕后，仅通过电话询问就不再追究，家访要求也被养母轻易推脱。
很多虐待行为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很强的隐秘性。
举报人的保护力度不足，导致不少人即便发现异常也不愿多管闲事，害怕遭到施虐者的报复。
此外，施虐者的惩罚力度不足，也难以形成震慑。
1998年至2016年间，韩国只有四分之一的非致命虐童者被监禁，大多数人只被判缓刑或罚款。
即便导致儿童死亡，也有21%的施虐者逃过牢狱之灾。
大邱地区一名继母长期殴打8岁继女致其死亡，仅被判处10年监禁。
这样的判决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认为“孩子的生命被看得太廉价”。
少子化与虐童的死结
韩国的虐童问题和少子化现象，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恶性循环。
生育率越低，儿童在社会中的占比越少，社会对儿童的包容度就越低，厌童情绪随之蔓延。
厌童情绪又让育儿环境恶化，进一步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也让虐童行为更容易发生。
如今在韩国，“无儿童区”已经超过500家。
从首尔到济州岛，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挂起“禁止12岁以下儿童进入”的标识。
支持设立“无儿童区”的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有着强烈的个人空间意识，无法忍受公共场所孩子吵闹，认为这类区域能让自己获得“清静”。
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对儿童和有孩家庭的歧视，限制了全职妈妈的活动空间，让她们感觉被社会排斥。
这种分歧的背后，是韩国社会婚育观念的严重割裂。
一方面，职场压力、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昂贵，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成为“三抛世代”。
另一方面，选择生孩子的家庭认为，自己不仅是为了小家，也是在为国家应对人口危机做贡献。
理应得到社会的包容。
两种观念的碰撞，让无孩群体和有孩家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孩子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被不少人贴上“吵闹”“闯祸”“不守规则”的标签。
厌童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对儿童的冷漠和伤害。
釜山开往首尔的高铁上，两名幼童玩闹引发一名男子暴怒，不仅大声呵斥，还踢打上前劝阻的乘客。
有韩国网友坦言，自己不是讨厌所有孩子，而是厌恶那些不守规则的孩子和纵容孩子的家长。
但这种情绪逐渐蔓延，让整个社会对儿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更值得警惕的是，厌童和憎老在韩国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体两面。
就像“无儿童区”出现后，“无老人区”也随之出现。
济州岛一家咖啡馆曾贴着“禁止60岁以上老人进入”却“欢迎狗狗”的标识，引发民众愤怒。
这种对不同群体的排斥，本质上是社会缺乏包容性的体现。
偏狭的心态，又进一步恶化了人口结构，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韩国政府并非毫无作为。
近年来，韩国删除了《民法》中监护人的“惩戒权”，修改《儿童虐待处罚法》。
规定接到虐童报案后必须立即调查，将施虐者与受害儿童隔离。
通过“郑仁法”加强对虐童行为的惩处，明确相关人员的举报义务。
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用于鼓励生育，提供经济补贴、推行育儿假制度等。
但这些措施似乎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虐童案件依然频发，生育率也没有明显回升。
其实，一个国家的育儿环境，从来都不只是经济成本的问题。
更关乎社会的包容度、制度的完善度和文化观念的进步。
当父母的“惩戒权”不再成为虐待的借口，当举报虐童能得到及时回应。
当有孩家庭能在公共场所获得理解，当孩子的权益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或许人们才会愿意生育，愿意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韩国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个健康的社会，既不能让孩子在家庭中遭受伤害，也不能让孩子在社会上被排斥。
童年是每个人的来时路，善待孩子，就是善待一个国家的未来。
希望韩国的虐童惨案不再重演，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安全、包容的环境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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